如何从一个绝对主义国家过渡到一个现代的宪政国家，这是当时普鲁士面临的一个与德意志联邦不同的问题，后者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从一个传统的帝国过渡到现代宪政国家。
[75][日]遠藤博也：《行政法における法の多元的構造について》，载雄川一郎等编：《公法の题田中二郎先生追悼論文集》，有斐閣1985年版，第111页。[93]原田尚彦认为，不把握现代行政的特征而依然基于传统的自由主义国家思想的行政观念与日本特有的相对人对于行政权威性的追随或官僚主义行政的传统妨碍了通过行政责任的充实保障相对人的权利，因此，无论规制行政、给付行政如何，原则上应当保障相对人的行政介入请求权。
当然，行政过程方法论目前还不够完善，在该方法论本身、方法论的运用、与传统行政法解释学方法论的关系以及与其他行政法学新方法论的关系处理等方面，今后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65]对行政活动进行动态考察是现代行政法研究行政权的功能、作用的主流趋势。（一）行政过程方法论对于变革传统行政法解释学方法论的意义 行政法的研究对象与视角并非将有关国内行政的公法构建成为与民法相并列的法律秩序，而是全面、动态地考察行政过程中的法律现象，指出其中的问题并探索解决的方法。现代的公共行政主体有时作为社会秩序的维持者对人民进行命令、强制，有时作为给付主体提供生活必需的财物、各种生活服务、资金、物品等，有时作为经济指导行政的担当者对于经济活动加以规制或进行诱导。（3）行政是一种实现价值的形成作用，行政法规在本质上是面向形成作用的法规，与民商法是面向判决的规范相对，行政法具有特有的行政行为理论以及行政的合法性原理等。
[94]相对人的行政介入请求权即相对人请求参与行政过程的权利，相对人的行政参与可以分为意思形成过程的参加与执行过程的参加，其中，意思形成过程的参加又可以分为权利预防型参加与民主主义参加。[133]参见[日]山村恒年：《行政法と合理的行政過程論—行政裁量論の代替规*論》，慈学社2006年版，第43～47页。此外，路德宗教改革以来，其他欧洲国家很快就成了单一的天主教国家或者新教国家，但是德意志地区天主教和新教之间却维持了势力的平衡，宗教冲突持续的时间更为持久，影响也更为深远。
普鲁士在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解体后，很快就任命同情法国大革命，力主改革的斯泰因担任首相，学习法国，推行宪政改革。德国的宪政建设是与德意志民族的统一纠缠在一起的，形成了宪政建设与国家统一的双重变奏，并且实现国家统一构成了德国宪政建设的重要前提。德国国家建设的普鲁士道路对德国的宪政建设影响深远，因此有必要考察和了解普鲁士的宪政建设过程和特征。这是典型的绝对主义国家解决问题的方法，与当年腓特烈大帝将普鲁士塑造成欧洲强国的方式一脉相承。
这意味着神圣罗马帝国处于与东方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斗争的最前沿。宪政理想与冷酷现实的紧张，使得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德国公法学研究变得实证化，更加强调对现有公法规范的解释和适用。
这与绝对主义国家由最高统治者君主控制整个国家机器，大权独揽，形成强大的战争动员能力和汲取能力，在精神和结构方面都是相悖的。因此，最后德国的统一是由绝对主义国家普鲁士的铁血首相通过铁血战争的方式实现的，这就为德意志宪政建设设置了严重的障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勃兰登堡大选帝侯的绝对主义产生于17世纪50年代瑞典跨波罗的海远征的动乱时期。旧欧洲不可避免地随着英国一起沉沦，美国和苏联的实力进一步增强，成为支配世界的两大霸主，并逐渐形成冷战格局。
注释: [1] 参见马丁•基钦：《剑桥插图德国史》，赵辉、徐芳译，赵叙校，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皇帝是国家的元首，拥有任命官吏、创制法律、统帅军队、决定帝国对外政策以及主宰议会等大权。[15]就参议院这部分而言，由于普鲁士在联邦参议院总共有17名议员，在陆军、海军、关税和货物税问题上，普鲁士如投票赞成维持现行制度，它的票就能起决定作用。而封建制下的等级君主制，主权是分散的，封建君主仅仅是整个封建等级系统中的最高等级，通过封建契约关系与其他封建贵族形成权利和义务关系。
皇帝和首相不但掌握帝国的行政权，同时还对帝国的立法权拥有极强的控制力。这给希特勒的纳粹整体提供了环境和条件。
首先，与英国不同，德国与法国共享了欧洲大陆的绝对主义国家的传统，缺乏英国所拥有的深厚的宪政历史传统。而腓特烈大帝的一系列冒险扩张举措能够成功，又与当时英、法争霸的国际大格局是分不开的。
为普鲁士工业革命的开展准备了重要条件。1848年2月29日，巴伐利亚公国首府慕尼黑发生革命，革命者逼迫巴伐利亚国王成立内阁政府。一方面，神圣罗马帝国的解体和普鲁士各邦的宪政建设，从一开始就是在法国大革命和军事强人拿破仑横扫欧洲的背景下发生的，民主、自由、人权和宪政的思想，都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强烈影响。在他的领导下，大量的封建贵族的城堡被夷平，封建贵族被铲除，法国中央政府的权威和能力则大大加强。据统计，自1849年到1854年，约有110万德国人移民国外，其中多数去了美国。容克贵族虽然失去了大庄园制，但由此获得了一笔丰厚的补偿金。
四、总结 纵观德国宪政的全部发展历程，便可以发现，相对于英美宪法和法国宪政发展，德国宪政的产生和发展面临着极为复杂和艰难的环境，经历了极度曲折的过程，也付出了深刻和沉重的代价。腓特烈大帝的一系列内政、军事和外交行动，恰恰最鲜明地体现了他治下普鲁士的绝对主义国家的此种性质。
如何从一个绝对主义国家过渡到一个现代的宪政国家，这是当时普鲁士面临的一个与德意志联邦不同的问题，后者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从一个传统的帝国过渡到现代宪政国家。[3] 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兴起》，刘北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180页。
普奥争霸的结果反映了新的商业帝国英国与欧洲大陆绝对主义国家旧霸主法国之间的争霸格局。后文将会提及，1848年保罗教堂立宪的失败，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无法解决普鲁士与奥地利在新的德意志帝国中的地位问题。
11月11日，《贡比涅森林停战协定》签订，德国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此外，哈登堡政府还限制了行会特权，鼓励自由贸易。[28] 当然，魏玛共和国的代议制有一个根本性的缺陷，就是比例代表制，这使得许多意识形态型的极端小党也有机会在议会里占据一定席位，从而使得议会党派林立，从而损害了议会政体的稳定性，又逼迫大党和小党之间围绕政策制定在议会之外进行了一系列的私下交易，既损害了代议制的声誉，又损害了代议制政府执政的效率和稳定性。相反，魏玛宪法48条还赋予总统紧急状态下超越法律的权力，得以撤销人民的个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言论和新闻自由、财产权利等基本权利。
新《基本法》获得各州议会的通过和西方盟国的批准，于5月23日批准生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宣布成立。与法国相比，普鲁士的绝对主义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与俄罗斯一起构成了中欧与东欧绝对主义国家的两个典型。
这一规定既意味着选择了小德意志方案，同时也为奥地利归入德意志联邦提供了可能性。[12]然而，即使是这位被托克维尔称作是启蒙精神化身的现代君主，其宪政改革仍然是有限度的，其精神旨趣与启蒙哲学家所宣扬的现代宪政精神之间，存在着实质的差异。
这条道路最终在二战后结成了联邦德国的基本法的美丽果实。[29]就议会、总统与政府三者的关系而言，魏玛宪法既采用了美国式的总统直选的制度，赋予了总统以极大的民主正当性与权力——总统任命总理组阁，无需经过议会同意。
[32] 以《基本法》为基础制定的《选举法》还对魏玛共和国的比例代表制进行了针对性的修改和限制，规定了比例代表制与直接民主制相结合的制度，规定组成联邦议院的598名议员的一半由直接选举产生，另外一半则由比例代表制的方式选举产生。11世纪教皇格里高利发动的教皇革命，又使得以皇帝为代表的神圣罗马帝国世俗秩序与以教皇为代表的天主教的神圣秩序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即使是在政治层面，虽然普鲁士的绝对主义色彩是最浓厚的，腓特烈大帝也深受启蒙运动的影响，进行了许多具有启蒙色彩的政治改革。作为神圣罗马帝国治下的一个选帝侯邦国，普鲁士在近代早期的发展，是沿着绝对主义国家的道路前进的。
[1]与此相应成趣的是，德意志民族聚居区地处欧洲中部，乃是西欧基督教文明（拉丁语系）与以东欧东正教文明（斯拉夫语系）的交汇点。普鲁士式的宪政改革最好的结局，就是所谓的开明专制主义，由开明的绝对主义君主推行有限制的宪政改革，但以维护和增强绝对主义君主的专制权力为前提和旨归。
[2] 科佩尔•平森：《德国近现代史：它的历史和文化》，范德一等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22页。[9] 相对于封建等级君主制，绝对主义君主制在征税、征兵、军事方面拥有极大的优势，却并不利于宪政的发展。
根据《德意志帝国宪法》规定，德意志帝国施行联邦制君主立宪制，然而德意志帝国的君主立宪制与英格兰光荣革命后的君主立宪制形似神异。如此设计，为的是保障过会与政府行动的一致性。
